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被中国人熟知。然而,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作为出版人的鲁迅,在他多年的出版工作中,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作品和宝贵经验。他为艺术培养人才,为出版扩大队伍,对书籍装帧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表现出忘我的精神和崇高的品质。
此系列中,笔者对鲁迅先生在其出版活动中的实践历程进行剖析,希望新一代出版人能从中得到些许启示。借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便是“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
本期,笔者将为诸君带来本系列的最后一部分,先生在出版业界内的实践,为我们所带来的现实意义。
1.积极推动出版自由
近代中国早期的出版自由是伴随个体自由及言论自由发展而来的。而鲁迅先生所倡导和推动的出版自由也正是诞生于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氛围中。
l912年《越铎日报》创刊,先生就指出:“越人于是得三大自由,以更生于越,索虏则负无量罪恶 ,以底于亡。”其中三大自由即孙中山先生所提到的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先生还主张办报的主要目的应是“爱立斯报 ,就商同胞,举文宣意,希翼治化。纤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另外,先生还曾在《天觉报》出版时写道“敬祝《天觉》出版自由”。而这些还仅是他对出版自由较早的一些表述。
此后的出版活动中,先生也始终秉承着这一思想,致力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为争取言论自由、人权自由、出版自由的斗争。1931年,诸多出版社或书局被停营、封查。在给《新群众》杂志的撰文中,先生不仅揭露了这一事实,对书刊查禁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抨击,还表现出因查禁所带来的出版溃乏、文艺萎缩的担忧。“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 ,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 “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狗,刽子手了。”
2.强调维护著作权
鲁迅先生作为一位先锋职业作家,与出版商交往频繁,关系最密切的应是他在北大教书期间的学生李小峰。李小峰在北大求学期便积极参与新潮社的工作。五四运动时期,李小峰脱离新潮社,创办了北新书局。与新潮社一样,北新书局也以出版新文学作品为主旨,但经营方式却与以往不尽相同。既不需作家自费印书,也不要求作家包销,而是通过版税和稿费的形式向作家买稿,并把版税、稿费以及利润一同加进书价进行销售。因此,先生常与李小峰合作。
1925年9月 ,鲁迅从新潮社将《呐喊》和《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权收回,连同新作《陀螺》《热风》一起交给李小峰。李小峰也及时将这些著作予以出版 ,并从当年11月起,开始支付版税,至当年底 ,共支付 200元 。1926年 1月至 8月期间,总共又支付了 940元。其后的1926年8月至l927年10月,先生南下厦门、广州期间,李小峰却再没有向鲁迅支付过版税。后先生在上海定居,于是从1928年1月开始,两人继续合作 ,李小峰开始恢复向鲁迅支付版税,价格却与在北京时差不多,每月平均在140元左右。然而这个时候的情况已不同于前:一是先生在北新书局出版的作品,已经不是 1925年下半年的 4本 ,而新增到9本,并且不论旧作还是新作,先生的作品都销售得极好,比如《呐喊》就几乎年年再版;二是此时先生还为北新书局主编期刊,如《奔流》,已经不仅是作者,同时还兼任编者的身份了,再加上李小峰拖欠他在厦门和广州期间一年多的版税,在这种情况下 ,李小峰仍仅用先生在北京期间的版税额来支付报酬,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因此,先生决心寻找律师,“委以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后经律师杨铿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首先,李小峰分期分批补清历年所拖欠的版税;其次双方重新签订合同,依据为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施行细则》,并实行“印书证制”。最终李小峰按月补交了所拖欠的全部版税,并在之后基本上能够按时支付应付版税,同时先生的著作也被加上印书证出售。
而先生对著作权的主动维护意识,不仅体现在与北新书局的版税纠纷中,还表现在对翻版书及选本盗印的清醒认识。
社会动荡的30年代,尽管有印书证这样的形式保护版权,盗版仍是猖撅 。“在形形色色的盗版书中,以各种选本名义盗印新文学作家的作品最为普遍。这类盗版选本从30年代开始泛滥,稍有名气的作家的作品,都被盗选入选本中。盗版选本大都粗制滥造,纸张质量低劣,编辑校对马虎,甚至不校对,又不向作者支付报酬,只靠大量印数来牟利。这种盗版行为,严重侵害了作者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

就鲁迅的作品而言,1932年上海新文艺书店出版了先生所译的《一个秋夜》,即是剽窃朝花社编印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中的内容;1935年上海龙虎书店盗版印制发行了《鲁迅论文选集》《鲁迅书信选集》;同年,上海中亚书店盗版偷印了《鲁迅文集》;而在北平,《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也被盗印。可以说,盗版书给先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冲击 ,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先生曾谈及:“翻印的一批人 ,现在已给我生活上的影响,这里又有一批人,是印‘选本’的,选三四回,便将我的创作都选在他那边出售了。不过现在影响还小,再下去,就得另想生活去。”“上海真是流氓世界,我的收入,几乎被不知道什么人的选本和翻版剥削完了。然而什么法子也没有。不过目前于生活还不受影响,将来也许要弄到随时卖稿吃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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